400 8877 0012024農業產業化聯合體發展模式探索
時間：2023-12-29 10:37:00 閱讀：2041 整理：成都市場調查公司
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是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重要載體。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要的是產業興旺。產業興旺離不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帶動，離不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的支撐。
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是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核心、農民專業合作社為紐帶、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為基礎，以分工協作為前提，以規模經營為依托，通過股份合作、訂單生產等利益聯結形式，形成的關聯緊密、分工明確、鏈條完整、利益共享的緊密型組織聯盟。
新型農業產業化聯合體的調查分析
近年來，各地按照中央提出的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要求，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產業融合模式探索。其中，安徽省通過發展現代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有效解決了農產品供需錯配、稀缺要素導入不暢、農業經營主體功能定位不清等難點問題。聯合體將市場信息經由龍頭企業判別轉化為生產決策，沿產業鏈反向傳導至生產環節，同處產業鏈上下游的主體實現信用共享、風險內控，降低了資本導入的風險和交易成本，將聯合體降本增效的整體增值收益合理回饋主體，實現多元主體優勢互補、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極大調動了各主體融合發展的積極性。
隨著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成長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帶動農民發展、共同致富的模式也在不斷創新。安徽、河北等地探索形成了由一家龍頭企業牽頭、多個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參與、用服務和收益聯成一體的聯合體形態。這對于新形勢下創新完善利益聯結機制、構建農戶參與并分享現代農業發展成果、促進鄉村振興開辟了一條新途徑。
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我國農業發展中的又一新概念。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是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分工協作為前提，以規模經營為依托，以利益聯結為紐帶的一體化農業經營組織聯盟。
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聯合體的支持力度
培育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我部指導各地發展一批龍頭企業牽頭、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跟進、廣大小農戶參與的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建立緊密利益聯結機制,實現抱團發展。
我國獨特的資源稟賦、文化傳統、政治制度等以及時代發展大勢，決定了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特殊路徑、價值追求、顯著優勢、巨大潛力。應置身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背景，全面考察、深刻把握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中國特色。
規模巨大、“四化”同步，蘊含著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開創性意義。
不同的人口規模意味著迥異的現代化難度系數。我國有超過14億的人口，其中農村人口約5億人，這一巨量級的人口要實現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偉大創舉。人口規模巨大，意味著糧食安全保障之難，需要以約占世界7%的耕地資源，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并實現現代化;意味著艱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任務、龐大的農村公共服務需求、巨大的基層治理難度。這也意味著，“人多地少”“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2，農戶戶均經營規模7.8畝，大致相當于歐盟的1/40和美國的1/400，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達2.1億戶，95%的農戶屬于世界銀行劃定的“小農”范疇。這對我國推動小農與現代農業相銜接、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穩步推進城鎮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人口規模，我國區域差別也是巨大的。我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地理、氣候、經濟基礎等條件千差萬別，面臨的問題各不相同，制定農業政策等難度更大，對因地制宜、推動差異化發展的要求也更高。
與西方現代化“串聯式”發展路徑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并聯式”發展過程。從增長的難度看，西方國家現代化大多經歷了200多年的時間跨度，我國真正的現代化從新中國成立算起，建成目標時間是2049年，跨度為100年。高度壓縮的現代化，意味著必須保持一個顯著高于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速，也要求農業現代化的快速跟進，以提供糧食、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等支撐和保障。從協調的難度看，西方國家“串聯式”現代化是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依次發展，界限相對分明而又相互銜接，我國的“四化”是疊加的，上一個階段的發展任務尚未完成，就不得不同時面對下一個階段任務。比如，農業現代化必然伴隨農村人口的減少，西方國家通過工業化機器代替人力效應和城鎮化的農村勞動力減少效應，可以水到渠成，而我國的農業現代化在城鎮化走過半程時就啟動了，還有數億農業轉移人口尚未融入城市，這就要求既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又保留農民對土地的相關權益。強化系統觀念，注重揚長避短，激活“四化”同步“乘數效應”，就能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整體躍升，為人類社會現代化提供嶄新案例。
共同富裕、土地公有，蘊含著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根本性旨歸。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要增加城鄉收入的絕對量、縮小城鄉差距的相對值。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目前，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從資本主義現代化史看，農業農村發展受資本至上、利益至上邏輯的主導，極易導致貧富分化和小農戶的困境，很多國家農民仍過著貧窮的生活。20世紀中期以后，一些西方國家為了緩解社會矛盾，開始調整政策，農民生產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存在過度規模化導致農業寡頭、農村生活設施建設缺乏、農民生活不確定性增加、西式民主邊緣化農民訴求等明顯弊端。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注重實質上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而且注重推動城鄉融合;不僅保障農民的食物、住房、醫療、教育等物質條件，而且保障教育、文化、科技、環境等方面的進步和提高;不僅確保發達地區農民富裕，而且追求落后地區農民也能實現共同富裕。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的首要生產資料，更是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條件。在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下，容易出現大規模的農民失地乃至貧困現象，17世紀英國圈地運動就上演了一幕幕“羊吃人”的悲慘現象。而如今，不少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眾多城市“貧民窟”也是其表現之一。此外，一些國家對土地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了過度開發、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枯竭等惡果。在我國過去的現代化進程中，土地公有制成為“中國奇跡”的最大奧秘之一，國家能夠根據發展需要，在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耕地保護制度的同時，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規劃，推動土地資源的合理有效開發，有力保障了工業化、城鎮化。從農村來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必選項，是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又能保障農民利益的基礎性制度。通過“三權分置”等創造性的土地管理制度，配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上以立法和政策手段來調控土地利用和保護農民權益，將有效激活農村發展動力活力，夯實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后院”，讓農民利用土地有利可圖、在城市打拼進退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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